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早年赴新加坡谋生，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陈嘉庚先生画像

1913年，陈嘉庚先生回到家乡，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学校等十多所学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又创办了厦门大学。今天，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依然尊称其为“校主”。

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陈嘉庚先生始终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共呼吸，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是福建人民的骄傲。

一、捐资赈灾  抗日救亡

在陈嘉庚的领导号召下,广大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支援祖国

陈嘉庚先生情系祖国，一向热心公益，用他的话讲就是“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早在1915年夏，当他闻知天津洪水为患，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便带头发动新加坡华侨对灾民救济。共募捐二十万元，全部汇到国内。

1923年，陈嘉庚当选华人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总理，成功地将其改造成新加坡华侨社会政治基地。1919年，他又当选福建会馆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界核心领导人。

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号召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928年初，日本为了阻止北伐军北上平津，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5月3日，日军开枪杀死杀伤了中国军民7800多人，公然杀害前往交涉的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制造了济南惨案。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洋，新加坡侨团立刻发起召开全侨大会，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会长。他谴责日本“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无异乘危抢劫，落井下石。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他一方面通过怡和轩俱乐部发出传单，揭露日军暴行，号召侨胞捐助救济遭祸的灾民。他还在《南洋商报》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另一方面，陈嘉庚号召全体华侨，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以洗雪国耻。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九个月内共募集了一百一十七万元的巨款，汇交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用于赈济山东灾民。南洋华侨团结一致，持续抵制日货，致使日本商人在新加坡与华人的贸易完全断绝。他还号召侨胞捐助救济遭祸的灾民，并且抵制日货，以洗雪国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召开声讨日本的侨民大会，讨论对付日本办法。大会决议通电国际联盟，要他们出面伸张正义，履行条约，保障和平。他明知开会通电没有丝毫效力，“然而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喊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摘自《南侨回忆录》）不久，陈嘉庚认为“田中奏折”是日本觊觎中国领土野心的证据，为了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他批示《南洋商报》印刷了五千册，交给福建会馆及怡和轩俱乐部广为分发。

1932年1月4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一文，驳斥日寇借人口过剩而疯狂侵华的强盗逻辑，抨击东北三省若失全国必亡的悲观论调，说明中国无亡国之理。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迎头痛击侵略者，海外华侨人心振奋，陈嘉庚积极筹款支援。3月6日，陈嘉庚致函集美学校秘书处，谈上海失陷后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指出“守土之责，义所难辞；牺牲虽大，分所甘受。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生，激励勇气，勿畏葸自扰!”

1933年8月，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表《答客辨》一文，历数德、意、日的法西斯行径，相信公理终将战胜强权，日寇必将导致灭亡的命运。

1936年，他致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军阀，指出“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由于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陈嘉庚当时把御侮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身上，他以新加坡、马来亚“购机寿蒋会”主席的身份，共筹捐一百三十余万元，汇交国民政府，大约可以购买十三架飞机。蒋介石对此大加赞赏，令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吉隆坡，对陈嘉庚及侨胞的热忱义举深表感谢。

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国内，只要是有益于抗战的各项活动和事业，不管有多大的危险，还是有多大的困难，陈嘉庚都诚心诚意地尽力给予支持。当他在新加坡听说上海《国民日报》因受到共产党的革命影响，积极主张和宣传抗日救国、极力反对和谈论和亡国论，他欣喜不已，当即决定每月支付三千元支持抗日的《国民日报》。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陈嘉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即以洞察日本侵华阴谋，并以筹赈“山东惨祸”受害者、发起抵制日货、发表时事评论等方式唤醒民众，激励爱国，为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作了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陈嘉庚先生奔走呼号，号召海外华人团结一致，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来自香港、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华侨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陈嘉庚在会上呼吁：“愿我八百万侨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贡献于国家……”在成立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名正言顺地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

南侨总会是代表了东南亚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爱国华侨大团结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华侨筹赈会的救亡工作提升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二、学村内迁  许国心丹

集美学村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具有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在当时，不仅是福建省，乃至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在教育事业极端落后的旧中国，集美学村显得那么珍贵。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永久和平学村”的美名被战火彻底破坏。1937年9月3日，日寇军机和军舰首次袭击厦门城区，近在咫尺的集美学村就处在危险状态中。

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心系集美学校的安危，电告校董陈村牧将学校内迁福建山区，以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正常教学继续下去。陈村牧等学校负责人经过权衡利弊，认为安溪县的地理环境最为适宜，报告陈嘉庚并获得同意。

安溪地处戴云山脉东南坡，与泉州和厦门都有一定的距离，不是日寇的轰炸的目标，这里群山环绕，森林密布，便于学校的掩蔽，此外，安溪有两条主干公路可通往集美和泉州，便于师生的转移和教学器材的搬迁。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集美各校安溪籍的教职员和学生都比较多，已经毕业的集美校友也很多在安溪工作。安溪县府官员和当地士绅听闻集美学校内迁意图时，也表示竭诚欢迎和鼎力支持。

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和集美商业学校最早内迁。仅有的几辆汽车要乘载教学器材，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步行，大家一路上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翻山越岭，餐风露宿，走了整整一天才赶到安溪县城。各个师范学校和完全中学设在安溪县城，商业学校设在安溪后垵。10月20日，三所学校正式上课。

10月26日，金门岛沦陷，近在咫尺集美的形势更加险峻。11月，陈嘉庚先生去函集美：“国难日亟，希激励员生，抱定牺牲苦干精神，努力抗敌救国工作，是所至望”。集美学村的师生收到校主的信函后，个个斗志昂扬，有条不紊地进行内迁的各项工作。

除了集美小学的学生年龄尚幼，不便长途远足，只好留在原地。其它各校陆续内迁到安溪，但由于条件所限，内迁各校无法集中在一个地点办学，出现地点分散，管理困难，教育资源难以充分利用等问题。1938年1月3日，校董会根据陈嘉庚的指示，决定各中等学校一律迁入安溪县文庙校舍，合并办理，将学校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联合中学”。

1938年5月10日，又有日寇飞机在集美上空投掷炸弹。校董陈村牧紧急组织集美小学转移到20多里远的石兜乡。5月13日，厦门岛沦陷，此后，日寇飞机连续轰炸集美。这场战乱也带来了大批流离失所的难童，为了给难童创造入学条件，1938年9月，校董会经向陈嘉庚请示后，在难民聚居区增设店圩、珩山两所集美小学分校。

福建沿海因受战争威胁，许多中等学校被迫停办，因此转到集美学校就读的学生大大增加，安溪县城有限的校舍难以容纳众多师生。1939年1月20日，学校遵照陈嘉庚先生“决将职业科移设大田”的电示，并呈请福建省政府批准后，将水产航海、商业、农业三所学校迁往比安溪更为内地的大田县城，称“福建私立集美联合职业学校”。 大田地处闽中腹地，局势较之沿海平静，但文化教育相当落后。集美职业学校迁到大田县文庙和朱子祠，得到大田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1939年9月20日，日寇飞机轰炸大田县城，虽然全体师生及时疏散到防空洞内，没有伤亡，但是校舍被炸成残垣断壁。考虑到大田校区难以继续使用，为了安全起见，职业学校迁往距离县城三里的仙亭山，后来又迁往玉田村，借用该村的范氏祠堂和民房继续办学。1941年，集美高中迁往南安诗山。1942年，水产学校又移到安溪。

至此，内迁的集美学校分为四个部分：安溪校区以师范为主，南安校区即集美中学，大田校区即集美职业学校，还有设在集美西部山区石兜、店圩、珩山的集美小学。

集美学村的内迁闽中山区，推动了福建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广大集美学子不仅延续了民族文化血脉，而且在抗日烽火中秉承“许国心丹，复仇血热”的爱国信念，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为抗战的神圣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文化落后的内地山区撒播了文化的种子。

早在1937年8月，学校就成立了集美抗敌后援会支会。10月，学校公布了《集美师范、中学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组织与训练大纲》，学村各校相继成立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宣传组织儿童演讲队、歌咏队和戏剧团，运用《集美周刊》编辑出版抗战文章。

集美学村各校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组织了歌咏队、演讲队，深入乡村宣传抗战，足迹遍及安溪、大田、永安、德化、永春、南安六个县境。广大师生的抗日宣传和后方服务工作，为福建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灿烂篇章。八年多学校内迁期间，在校学生大量增加，为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1945年 6月30日，日寇全线败绩，仓皇从厦门、金门两岛溃退。8月底，陈村牧校董派人去集美，开始修理受损校舍。9月21日，集美各校师生获悉陈嘉庚先生在印尼沦陷区平安摆脱日寇搜捕，即将返回新加坡的消息后，群情振奋，加快了返迁集美学村的进程。

1946年春，集美学校各所学校陆续迁回原来的校址重新开学，集美学村又回到往日书声琅琅、菁菁校园的美好场景。

三、回国慰问  情系延安

1940年,陈嘉庚(右4)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劳抗战军民

1932年，陈嘉庚先生虽然成为新加坡的华侨领袖，但在全球大萧条的冲击下和英国银行财团的打击下，1934年，他的公司只得收盘。生意上的失败没有降低陈嘉庚为祖国、为当地社团服务的热情。1938年，他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后，成功地动员东南亚华侨奋起救国，为抗战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陈嘉庚竭尽全力劝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连手抗击日本侵略，对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开鼓吹卖国求和活动深恶痛绝，1938年10月28日，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致电重庆，提出“敌未出国之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十一字提案”，当时国民参政会议长正是汪精卫，电报给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沉重的一击。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邹韬奋高度评价这个提案，称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为了回击“和谈派”和“亡国论”的无耻谰言，慰问遭受苦难的同胞和浴血奋战的将士，鼓舞广大侨胞支援抗战的热情，陈嘉庚决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组团回国慰劳视察。

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不顾年迈和疾病初愈，代表一千万海外华侨的抗日心愿，亲自率领东南亚华侨慰问团，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奔波慰劳长达三个月。                      

陈嘉庚先生首先到达缅甸仰光，然后沿着滇缅公路到达重庆，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回国慰劳也非常重视，专门拨出招待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海外部和政治部专门组织了招待委员会负责招待事宜，租下高级旅馆为慰问团住所。但这些行为不但没有博得他的好感，反而引起他的厌恶。他认为在抗战紧急时刻，绝不应该如此铺张浪费，再加上他所看到的国民党军政高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呈现各种贪污腐败、消极抗日现象，他大失所望，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大大拉开了距离。

在陈嘉庚先生所率的慰劳团逗留重庆期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多次拜访他，诚挚地邀请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在此期间，叶剑英、林伯渠和邓颖超等人还邀请陈嘉庚参加中共办事处举办的茶会，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这是陈嘉庚和共产党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初步了解中共全民抗日的诚意，进一步促使他下定到延安实地考察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抓住陈嘉庚有意访问延安这个契机，既没有组织专门的招待委员会，也无力拨出招待费，而是把真实的中共和延安呈现在他面前，展示了延安和中共的风采。

5月31日，陈嘉庚先生一行冲过多种艰难险阻到了延安，当陈嘉庚一行走下汽车时，只见公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中共要员吴玉章、高自立、萧劲光、王明、周士第及在延安的全体归侨、延安各界群众五千多人参加了欢迎会。

陈嘉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会见了他，陈嘉庚仔细打量一下毛泽东身上的粗布灰军装，与在重庆所见的达官贵人的豪华宅邸和珠光宝气截然相反，鲜明的对比使他对这位共产党领袖产生了认同感。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向共产党、边区人民的艰苦抗战表示慰问，毛泽东也代表共产党和边区人民向陈嘉庚先生和南洋华侨对抗战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陈嘉庚在延安与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座谈中，一再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等问题。这些青年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边区官兵一致、军民团结、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操，他为此感叹不已。他还与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公安厅、法院等单位来自福建的工作人员座谈；边区政府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到他的住处晤谈，以便使他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除了这些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外，陈嘉庚还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抗大等学校，得知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政法学院、青干校等学校都有不少华侨青年，他非常高兴，对于延安一地就办起这么多学校，如此重视培养人才，是他没想到的。朱德还陪同他到安塞兵工厂参观。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的行动没有受到丝毫限制。他顺着城垣上山，俯瞰被日寇飞机轰炸成废墟的延安城区。他也曾信步来到延河边，观看男女自卫队员列队操练和练习投弹。也亲眼看到边区政府廉洁奉公、人民生活稳定，人们穿着朴素，男女平等，丝毫没有他在重庆所见到的各种恶习，孙中山所提倡的民主平等在延安得到了真正实行。

6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陈嘉庚的住处看望了他，两人促膝交谈到深夜。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击日寇和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阐述了中共的各项政策，并强调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共，过去的种种传闻和不实之词不攻自破。经过强烈的对比，他辗转回到福建后，在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同学会演讲时说：“祖国领袖在哪里？在西北的延安。”他断言：延安共产党必胜！他深信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的政治立场开始从国民党政府一边转到共产党一边。这是他政治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转折点，事实也已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四、南侨机工  英烈名扬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路面狭窄，危崖在侧，极端考验机工的技能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这首由田汉、聂耳共同创作的《告别南洋》歌曲，讴歌了一支特殊的抗日勇士是如何离开南洋，远赴我国西南边陲，浴血奋战在抗日疆场。

这一支特殊的抗日勇士就是南侨机工。日寇全面侵华，激起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国家的斗志，广大的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挥戈上阵，“南侨机工”就是回国抗战华侨群体之一。它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

1938年5月厦门沦陷，10月广州沦陷，至此我国沿海的所有海陆交通均被日寇切断，退守重庆的国民政府与外界联系的战略通道只剩下西南边疆了，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也就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当时国内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为了保证这条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193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请求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解燃眉之急。

华侨领袖陈嘉庚急祖国之所急，1939年2月7日，他领导的南侨总会向全体南洋华侨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陈嘉庚号召南洋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籍吾人之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籍吾人之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年轻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拯救生死存亡的中华民族。

通告发布后，仅短短半年，南洋各地应征机工前后共有15批三千两百名青壮年机工回国服务，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至于那些无法回国参战的南洋各界华侨，就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纷纷捐款捐物购买飞机、汽车支援祖国抗战。

南侨机工这支抗日战线的特种兵，接受过简单的军训，他们虽然穿上军装但不授予军衔、只是佩戴着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荣誉纪念章的运输兵，他们怀着儿女对祖国的崇敬热爱和誓死保卫的赤子之情，带着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华侨父老的叮咛与嘱托，驾驶着南洋华侨和世界各同盟国捐赠的汽车，满载着世界各国的援华物资和军火，义无反顾、冲锋陷阵开赴祖国最需要的抗日战场，无论隶属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盟军，他们都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听从祖国召唤。

海外儿女与祖国母亲血脉相连的情意。有位名叫白雪娇的南侨女机工，临行时留下的家书所言：“亲爱的父母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看似平凡的语言，却表达了所有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心声。

滇缅公路是我国抗日救亡生命线，也是一条横跨高山大河的险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令人望而生畏，人们称之为“死亡公路”。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一条摧不毁的钢铁运输线，抢运了五十万吨战略物资，彻底粉碎了日寇封锁我国的战略意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用汗水、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海外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

1942年2月，南洋各地先后沦陷，日军由泰国入侵缅甸。国民政府为了保卫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协定，派遣十万远征军入缅作战，但因种种原因，战事失利。为了阻止日军向我国境内进犯，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炸毁滇西重要交通设施惠通桥，致使数百名南侨机工、近千辆汽车及数万名缅甸华侨难民未能来得及过桥，而被阻于怒江天险。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后来冒险渡过怒江，有的上山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后惨遭杀害。

惠通桥炸毁后，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也被切断，国内运输只剩下昆明至保山之间的路段继续运行。随着战局的恶化，南侨机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来到怒江东岸的南侨机工命运同样悲惨。国民政府对这些不再需要的机工们进行冷酷的遣散处理，一部分南侨机工参军成为运输兵，部分机工留在滇缅路沿线村庄。还有很多人浪迹昆明街头，沦为乞丐。有的成为路边饿殍，撒手西去。直到抗战结束后，经过陈嘉庚等多方努力，一千多名南侨机工才得以“复员”回到南洋，另有一千多人留在了国内。直到祖国改革开放后，南侨机工的不朽功勋才重新被提起。

1944年6月4日，中国军队发动松山战役，为了增运军火物资和兵员支援前线，中国军队突击修复了惠通桥。8月18日，修桥工程竣工后，大量的武器、弹药运上松山前线。9月，中国军队取得松山战役胜利，此后，日军在滇西战场节节败退。

抗日战争期间，三千多名的南侨机工，就有一千多人因为疾病、车祸、战火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长眠在滇西山区或缅北异域。

南侨机工在陈嘉庚的号召下，参加抗战的壮举，是近百年来华侨史上一次最为集中、最有组织、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凝聚着南洋、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热爱祖国、向往中华的亲情。

五、艰难岁月  巨著留芳

南侨回忆录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向东南亚疯狂进攻。7日凌晨，日寇军机开始轰炸新加坡机场和市区中心。8日凌晨，日寇在马来亚北部登陆。

陈嘉庚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他认为新加坡驻有英军海、空基地，又是连通亚欧澳非四大洲的水上咽喉，必定是日寇南侵的主要战略目标。他当机立断，立即动员华侨巨商将资产转移到祖国，在他的劝说下，族亲陈六使将八百万元汇回国内，女婿李光前汇回一百万元，陈嘉庚自己也准备汇回一千万元。其他华侨纷纷效仿。

12月26日，英国驻新加坡总督自知无力抵抗日寇来犯，便向担任新加坡华人参政局委员的陈嘉庚求援，委托他出面总动员，组织一支华人武装。30日，中华总商会召开华侨大会。陈嘉庚被推选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防空防炮、义务警察、锄奸防特、捐款捐物、复工生产、建立游击队和义勇军等抗战活动。

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沦陷，日寇占领马来亚全境，新加坡岌岌可危。

2月1日，日本以强大兵力进攻新加坡，新加坡保卫战开始。陈嘉庚紧急安排和核算为集美学校筹款的款项，以确保在最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已内迁的集美学校依然能够继续坚持。

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紧急撤离，多达七万人的英国守军也无力抵抗，虽然大批军火留给华人义勇军，但是华人义勇军仓促组建，尚未严格训练，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下迅速瓦解。

陈嘉庚深知，以他的新加坡华侨领袖地位，一旦被日寇俘获，极有可能被日本占领当局逼做傀儡。在这紧急时刻，陈嘉庚经友人帮助，于2月3日黎明，乘坐小汽艇逃离新加坡，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逃难生活。

陈嘉庚先是抵达苏门答腊，得到了当地华侨的关照，然后离开巨港，前往荷属殖民地经济最为发达的爪哇岛。

2月28日陈嘉庚刚抵达雅加达（当时称吧城，即巴达维亚），寓居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的家中，就得知此前一天爪哇岛已经沦陷，日军正在搜索他的下落，已有上百名华侨被捕。

3月3日，日寇进逼雅加达，荷兰守军不战而溃。于是，陈嘉庚赶紧避往雅加达南边茂物，隐藏在华侨陈泽海的橡胶园里，不久这个橡胶园也被日本盯上，为了不连累陈泽海，陈嘉庚动身准备前往泗水。还未到泗水就获悉，日寇一连数天在东爪哇大肆逮捕侨领，于是，他就转往梭罗。最终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友的照料下，辗转多座城市，闯过日军一道道关卡，跳出日寇的搜捕网，结束几个月的颠沛流离，他化名“李文雪”，在东爪哇的玛琅一带蛰居下来。

日寇进占雅加达后，致函约见庄西言，声称不来即枪杀其全家，目的是要胁迫庄西言交出陈嘉庚等侨领及其他爱国华侨。庄西言应讯后被捕，日寇狡诈至极，欲擒故纵，纵了又擒，并以鞭打捶击逼供。庄西言牙齿被打掉四颗，但他视死如归，誓死保护患难侨友，绝不向日寇泄露陈嘉庚的踪迹。庄西文被日寇关押了三年零四个月，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才获释。

陈嘉庚先生在玛琅蛰匿期间，日本人一直在追寻他的行踪，但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陈嘉庚。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始终镇定自若，抱着随时为国献身的决心。有段时间，他常感觉到多次帮助他、保护他的厦门大学校友黄丹季对他的安全十分焦虑，便引用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去开导他，对黄丹季说：“如果我被日本人抓到了，我就为国捐躯！”

虽然玛琅的气候非常舒适，但是陈嘉庚从早到晚都被限制在室内，没有户外活动，生怕被日本占领当局发现。他在三年的蛰居生活中，几次险遭不测，仍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继续为援助祖国抗战而奔波。

在此期间，陈嘉庚每天伏案著书，凭着惊人的记忆，记录他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将自己南洋闯荡、兴办教育、追求真理、支持抗战、舍家为国等大半生爱国行迹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精神和理念流传于世。陈嘉庚先生当时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完全凭记忆，记录了南洋华侨为襄助祖国抗战而做出的贡献，并陈述了他为发展教育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种种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南侨回忆录》所记叙的史实，正是对陈嘉庚先生的“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信念的历史印证。

《南侨回忆录》不仅是一部陈嘉庚光辉一生的实录，更主要是反映南洋华侨一部奋斗史，一部南洋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爱国史诗，也是一部振兴中华的爱国史诗。

抗战胜利后，多达三十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得以出版发行，成为一部讴歌爱国华侨的畅销书，这也是陈嘉庚先生留给世人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今天，《南侨回忆录》不但能够提供研究这位文化教育伟人的生平，而且有着学习和发扬嘉庚精神的现实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嘉庚喜出望外，决定从玛琅返回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人民军最高统帅苏加诺派人在沿途各火车站护送陈嘉庚到机场。10月6日，陈嘉庚在雅加达登上一架飞往新加坡的飞机，结束了他在爪哇三年半的避难生活。对于黄丹季、郭应麟等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冒死保护他的生命，他无时不存感激之心。

六、祖国新生  学村重光

政协筹委会全体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右二为陈嘉庚）

抗日战争的胜利，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当地华侨欢欣鼓舞。10月21日，新加坡有五百个社团联合举行欢迎大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他出席了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讲。

陈嘉庚先生安全返回新加坡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关心他的人们奔走相告。旅渝福建同乡会、厦门大学及集美校友会等十多个团体，于11月18日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社会名流出席。中共主席毛泽东给大会赠送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条幅，对陈嘉庚先生作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

当人们还在沉浸抗战胜利的喜悦中，陈嘉庚先生就对祖国的未来感到忧虑。他认为，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有可能破局，因为蒋介石没有诚意。

果然，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祖国局势严重，陈嘉庚十分清楚这场内战的来龙去脉，深知结束内战的关键在于排除一切外来干涉，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9月7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参众两院议长等人，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这份电报经媒体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

这一时期，陈嘉庚为了推动华侨的团结，推动祖国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创办了《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撰写了一系列时评短论，以深入浅出的笔调论述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舆论上的特殊贡献。

内战期间，陈嘉庚公开声明不承认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各项卖国条约。1947年，他任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主席，在报上公布了蒋介石政府十七条独裁卖国罪状。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安危，陈嘉庚先生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证实了陈嘉庚的预言。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电请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接到邀请后，赶紧做了两件事，一是将自己三年多来发表的文章及演讲词共九万字汇集成册，题为《陈嘉庚言论集》，这是他继《南侨回忆录》之后又一部传世佳作和心血结晶。二是将《南侨日报》董事长一职和侨团工作托交新加坡侨领王源兴。

5月5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6月7日抵达北平，见到阔别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诚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陈嘉庚接受了邀请，决意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顺利组成做出历史性贡献。

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陈嘉庚作为华侨首席代表和侨界召集人，参与讨论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和国都所在地的方案。9月21日，他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出席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30日，他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日，陈嘉庚先生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他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是和我们世代子孙幸福有关的一件大事情”。

1950年初，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出版发行了自己撰写的《新中国观感集》，向海外侨胞大力宣传新中国、新面貌、新气象，促进广大华侨热爱新中国。

1950年5月，陈嘉庚先生再次应毛泽东的邀请，告别了侨居六十多年的第二故乡新加坡和数百位亲人，只身回到故乡集美定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再次实践了他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行。

1950年底，陈嘉庚结束他在新加坡的合营企业，把全部余款汇回国内，并取得族亲陈六使、女婿李光前的支持，着手修葺、扩建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兴建集美解放纪念碑和厦门华侨博物馆等工程。

集美学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得满目疮痍，陈嘉庚一回到集美就立刻投入学村的复建和扩建工作，一心要把学村建设成美丽的适合于学习的文化区和风景区。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厦门市人民政府极力支持陈嘉庚的计划，让学村重光。政府拨款近八百万元，由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进行修建和扩建。政府各有关部门不但在教学上负责掌握全面的领导，而且对学校的经费、仪器设备费、还给予部分补助，1956年开始实行全部负责。

修复和扩建集美学村的工程，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陈嘉庚都要亲自过问。他以八十岁的高龄，每天扶杖步行，巡视各处工地，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集美学村的“总工程师”。集美学村扩建后建筑面积达十六万平方米，等于建国前校舍总面积的三倍多，投入建设费用超过一千万元，其中有当时称为厦门市最高建筑物的南薰楼，有可容纳两千多人的福南大会堂和可以容纳三千多人的体育馆，为陈嘉庚的倾资兴学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

由陈嘉庚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建筑的厦门大学校舍总面积六万两千多平方米，共三十一幢大楼，相当于建国前该校总面积的一倍。其中有可容纳两万人的体育场，游泳池面积六千平方米，有五千个座位的建南大礼堂，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规模最大的礼堂。

后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卧病时，仍然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来指导各项工程的进行。

七、嘉庚精神  代代相传

陈嘉庚纪念馆

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陈嘉庚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八岁。他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将其三百万元的遗产全部献给国家。

中央人民政府以国葬规格在北京隆重举行陈嘉庚先生公祭仪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多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了花圈。周恩来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出席了追悼会。随后，他的灵柩用火车运回集美，永远长眠在鳌园，永远陪伴自己的乡亲和师生。

陈嘉庚先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一生艰苦创业，一生倾资兴学，是我国独资创办私立大学的第一人。他一生热心公益，殚精竭虑，倾资兴学。一生中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 所，一生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钱款，按照当时黄金价格估算，超过一亿美元，在我国教育史上乃“千古一人”。他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造就了侨居地经济的接班人，也为祖国的民族工业训练了一大批人才。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爱国团体之内的杰出领袖，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始终把祖国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在所不计。”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海外一千万华侨的代表回到祖国参政议政，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和引领下，陈文确、陈六使、李光前、孙炳炎、李尚大等许许多多爱国华侨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回馈桑梓，嘉庚事业，后继有人。

供稿单位：集美区侨联  陈永健、王昌泽、杨柳